武里南联队是哪个国家: 浙江:2018年毒品犯罪案件數量明顯回落

2019年08月19日 08:56:39 來源: 人民法院報

北京到武里南联球场 www.tlkdot.com.cn   作者:余建華 通訊員:宋朵云

  導讀

  浙江法院始終堅持依法從嚴打擊毒品犯罪,特別是對毒梟、職業毒犯、累犯、毒品再犯等主觀惡性深、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,堅決依法從嚴懲處;重點打擊走私、制造毒品,大宗販賣毒品等源頭性犯罪;嚴懲利用未成年人實施販毒、容留未成年人吸毒以及教唆、引誘、欺騙未成年人吸毒的犯罪。2018年浙江省法院共計審結各類毒品案件4823件,與2017年的5616件相比,毒品犯罪案件數量明顯回落。

  國家工作人員販毒被嚴懲

  被告人張某系浙江某機關辦事員。2016年12月7日,張某在其工作機關辦公室內被民警抓獲,后在其住處查獲可疑晶體34包(凈重29.9334克,從中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)、可疑物1包(凈重0.5381克,從中檢出大麻成分)。

  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,被告人張某系販毒人員,被抓獲后,從其住所內查獲了甲基苯丙胺等毒品,應認定為其販賣的毒品,其行為已構成販賣毒品罪。張某系國家工作人員販毒,應從嚴懲處。張某當庭自愿認罪。根據其犯罪事實和前述情節,2019年3月13日,法院以犯販賣毒品罪,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九年,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。

  ■點評

  公職人員是社會的管理者,代表著政府形象,對于公眾行為起著表率和導向作用。因此,公職人員吸毒、販毒敗壞政府的公信力,具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。司法解釋和司法文件均規定應嚴懲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毒品犯罪。司法解釋規定,國家工作人員實施毒品犯罪的,為“情節嚴重”,適用更高幅度的法定刑。例如,國家工作人員走私、販賣、運輸、制造毒品,數量較小的,也屬于“情節嚴重”,應當升格適用法定刑;在“數量+其他情節”的情況下,對國家工作人員實施毒品犯罪的,應從嚴懲處。

  大學生鋌而走險用微信販毒

  被告人張某系在校大學生。2018年8月左右,被告人張某以每張人民幣300元的價格向潘某(另案處理)購得毒品LSD(俗稱“郵票”)5張,后將5張LSD對半剪成10小張予以出售。同年9月25日晚,張某通過微信與購毒者王某約定以850元的價格出售1小張LSD。通過微信收取毒資后,當晚23時許,張某通過“跑腿業務”讓送貨員將1小張LSD送至王某住處。次日凌晨1時許,張某經微信聯系再次通過“跑腿業務”將1小張LSD送往王某處時被抓獲,從送貨員和張某處查獲8小張LSD。經鑒定,均檢出麥角二乙酰胺成分。

  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,被告人張某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販賣,其行為已構成販賣毒品罪。遂于2019年1月11日以販賣毒品罪,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,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。

  ■點評

  本案是在校大學生通過微信聯系毒品交易和收取毒資,并在網上訂購“跑腿業務”運送毒品,其與購毒人員互不見面,屬于“互聯網+物流”的販毒案件。當前,有些大學生對新型毒品的危害認識不足,有些大學生則在獲取暴利的誘惑下鋌而走險。本案所涉毒品為麥角二乙酰胺,簡稱“LSD”,是一種強烈的致幻劑,在我國和世界各國均作為非藥用類麻精藥品被列管。被告人張某明知LSD是毒品而予以販賣,構成販賣毒品罪。人民法院根據張某販賣毒品的性質、情節、次數,對其依法作出相應的判決。

  對未成年人販毒懲戒教育結合

  被告人郭某和伍某系未成年人。2018年8月23日至24日,藺某(另案處理,已判)使用被告人郭某的手機與毒品上家聯系,約定替上家放置冰毒并按照每包30元賺取好處費。25日晚,郭某和藺某按照上家的指使在瑞安市塘下鎮取得冰毒。此后,郭某及藺某伙同被告人伍某在瑞安市莘塍街道、上望街道一帶投放冰毒,投放完成后,郭某、伍某用郭某的手機通過微信將毒品投放地址發送給上家。

  瑞安市人民法院審理認為,被告人郭某、伍某明知是毒品而結伙予以販賣,郭某系多次販賣,其行為均已構成販賣毒品罪。鑒于伍某、郭某犯罪時均不滿十八周歲,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,系從犯,郭某當庭認罪,伍某當庭翻供,對伍某從輕處罰,對郭某減輕處罰。本著對未成年人犯罪“教育為主、懲罰為輔”的原則,法院于2019年3月6日作出判決:被告人郭某犯販賣毒品罪,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,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;被告人伍某犯販賣毒品罪,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,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。

  ■點評

  近年來,浙江未成年人涉毒案呈大幅下降趨勢,青少年毒品預防教育成效繼續得到鞏固。青少年涉毒主要分兩塊,一是青少年濫用毒品,二是青少年販運毒品。青少年販賣毒品往往是在職業毒販的教唆、引誘下實施。這些未成年人一般都是與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,由于父母平時工作較忙,疏于管教,再加上這些未成年人法制意識不強,在毒販的引誘下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走上犯罪道路。本案中被告人郭某、伍某系被利用從事毒品犯罪,對二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和八個月,體現了人民法院對未成年人犯罪堅持“教育為主、懲罰為輔”的原則。

  通過網絡販賣大麻屬非法

  2017年11月開始,被告人李某在社交網絡上發布大麻圖片,吸引他人向其購買大麻。在浙江省某培訓機構擔任外教的外籍人士Johan在社交網絡上看到大麻照片后點贊,被告人李某便詢問其是否需要,得到肯定答復后,兩人互加微信。被告人李某通過微信與Johan 聯系大麻交易事宜,利用支付寶收取毒資,再通過快遞將大麻郵寄給Johan 接收。被告人李某共31次累計將大麻葉賣給Johan ,收取毒資計人民幣1.7萬余元。

  平陽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,被告人李某明知大麻是毒品而多次予以販賣,情節嚴重,其行為已構成販賣毒品罪。2019年3月27日法院作出判決,被告人李某犯販賣毒品罪,判處有期徒刑四年,并處罰金人民幣1.6萬元。

  ■點評

  國家禁毒辦《2018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》反映,自加拿大宣布大麻“合法化”以及美國多數州宣布娛樂和醫用大麻“合法化”以來,從北美洲向中國走私大麻案件增多,嫌疑人多為在華外籍留學生、留學歸國人員或有境外工作經歷的人員。但是,我國一直將大麻列為毒品管制。本案被告人李某利用互聯網發布大麻信息,通過微信商談、訂購、銷售毒品,聯絡時用隱語、暗語,采用支付寶在線支付,再通過物流寄遞將大麻存放在智能快遞柜內,使得交易活動“兩頭不見人”。被告人李某明知大麻是毒品仍予以販賣,通過互聯網販賣31次,情節嚴重,人民法院據此依法判處其相應的刑罰。

  ■司法觀察

  保持嚴打高壓態勢

  針對當前毒品犯罪的形式和特點,浙江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,依法運用刑罰懲治毒品犯罪,加大對毒品犯罪的打擊力度,保持高壓、形成震懾,有效遏制了毒品犯罪的高發蔓延態勢,取得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。

  在犯罪類型上,浙江法院始終將打擊重點指向走私、制造毒品,大宗販賣毒品等源頭性犯罪,加大對多次零包販賣毒品,引誘、教唆、欺騙、強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“末端”毒品犯罪的懲處力度,嚴懲利用未成年人實施販毒和吸毒的犯罪以及因吸毒、販毒引發的兇殺、搶劫、盜竊等涉毒次生惡性犯罪案件。

  在犯罪主體上,對于毒梟、職業毒犯、累犯、毒品再犯等主觀惡性深、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,堅決依法從嚴懲處。同時,注重從經濟上制裁毒品犯罪分子,加大罰金、沒收財產等財產刑的適用和執行力度,剝奪毒品犯罪分子再犯罪得經濟基礎和條件。

  嚴格控制對毒品犯罪適用緩刑、假釋及減刑。除了毒品犯罪情節較輕、且具有法定從輕、減輕等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外,對其他毒品犯罪分子從嚴控制適用緩刑。2018年浙江法院在毒品犯罪中適用緩刑、管制等非監禁刑417人,非監禁刑適用率為6.8%,遠遠低于全部刑事案件34.6%的非監禁刑適用率。

  深入推進毒品犯罪審判規范化建設。在毒品犯罪審判中,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,落實庭審實質化,嚴格依法辦案。堅持證據裁判原則,引導偵查機關、人民檢察院的取證、舉證工作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標準收集和展開,切實提高辦案質量。堅持非法證據排除原則和程序公正原則,確保每一起案件的處理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。堅持以問題為導向,通過召開專門會議、開展調研培訓、制定規范性文件、加強業務指導、發布典型案例等多種方式,著力提升毒品犯罪審判專業化水平。加強與公安、檢察等部門溝通協調,建立完善打擊毒品犯罪的常態化聯絡機制,形成打擊合力。

  積極參與禁毒宣傳,通過發布《毒品犯罪審判白皮書》、對毒品犯罪案件進行集中宣判、庭審直播等方式開展形式多樣的禁毒宣傳教育活動,深化社會公眾對毒品危害的認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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